除了视觉中国和黑洞的照片之外，还有坐在奔驰发动机罩上哭泣的女人。事实上，这两个事件都说明了一个现象，即很难保障权利。说这个过程“悲惨”并不算过分。与汽车等有形财产相比，保护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的权利更加困难。因为无论是所有权、侵权还是所涉知识产权的价值，权利人更难提交证据。这也是为什么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中，长期以来有一句谚语说“难以证明，侵权成本低，赔偿金额低，权利保护成本高”。

　　考虑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难度，为了节约保护权利的成本，提高保护权利的效率，在侵权事实较为明确的一些领域，“商业权利保护”和“权利保护公司”等模式逐渐出现并受到用户的欢迎。虽然“商业权利保护”、“权利保护公司”或一些专业律师事务所的具体运作模式不同，但其核心实质在于接受权利人的委托或授权，通过集中诉讼对版权和商标权进行权利保护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权利人与代理人签订代理合同，约定诉讼风险和利益等权利义务，权利保护代理人负责诉讼活动，获取实际经济利益。

　　可见，“商业权利保护”模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，有利于发挥其专业优势，降低权利人的权利保护成本，促进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形成。作者试图解释“权利保护源于侵权，权利保护源于侵权”这一事实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，什么是合法合理的维权方式?换句话说，“商业权利保护”模式是合法的还是道德上负责任的?

　　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，权利人至少需要证明以下事实:他有权对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主张权利，被告实际实施了所涉及的侵权行为，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的价值，以及所指控的侵权行为给他带来的损失等。一旦证据链确立，被告必须为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，无论原告是权利人还是代理人。

　　如果一切正常，“商业权利保护”是无可指责的。然而，市场是以利润为导向的，尤其是当各种法律规范和职业道德不相匹配时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保护权利和敲诈勒索为幌子的侵权行为。例如，未经授权或已进入公共领域的版权用于保护权利，这显然是法律无法支持的。

　　视觉中国“维权”行为引发公众批评和愤怒的根本原因在于，企业以“权利持有人”的身份占有了公共领域的作品，并进行了大量诉讼，迫使这些作品的使用者服从法律，为他们没有权利的作品的使用权付费。

　　不可否认，“商业权利保护”在权利保护实践中确实存在不规范之处，如圈内众所周知的“权利缺陷”和“打包销售许可”现象。这些行为需要得到行业的加强，公众的监督和法院的驳斥。然而，我们不能简单而粗略地得出一个完全否定“商业权利保护”的实际作用和社会价值的结论。

　　一般来说，公众应该尊重他人享有版权的作品，无论是原始权利人还是行使权利保护的商业主体。这不仅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的规定，也是鼓励原创和创新的现实需要。在一定程度上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意识，摒弃各种“拿来”的落后行为，真正树立尊重原创的意识。因此，我们不能轻率地贴上“版权流氓”的标签，以保护“商业权利”和其他行为。

　　来源：人民日报知识产权